企业文化建设·学习角 | 孙波:中国式管理实践还不能上升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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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在一起探讨“中国式管理”是不是一个真命题,会前大家开玩笑给我的定位是“正本清源”。


正本清源的话,我觉得要讨论清楚还是要先厘清“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这几个概念的区别。在口头表达上,似乎大家所指的是同一事物,但实际上有可能是风牛马不相及。如“中国式管理理论”与“中国式管理实践”,这两者就差别巨大。


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要包含四个基本要素:“什么”(What)、“如何”(How)、“为什么”(Why)和“谁、何处、何时”(Who、Where、When),而管理理论也正是从这四个方面解释组织与管理现象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


一个管理实践是指为达到特定的组织目标,具有特定模式的一系列有组织的活动的集合。特定模式是指构成一个实践的系列活动之间存在着相关联的逻辑关系,从而使这些活动表现出特定的组合样式。


按照库恩提出的理论的具象标准:精确性、一致性、广泛性、简单性和富有成果性,也就意味着无论冠以什么名义的理论都应当回归到一般原理。从这个定义上讲,就不存在“中国式管理理论”或者“某国式管理理论”的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中国式管理理论”就是一个伪命题。


“中国式管理理论”还不成熟

学界和理论界关于“中国式管理”的争论非常激烈,并引发诸多争议话题。如“中国式管理理论”是什么与不是什么,“中国式管理理论”价值何在,“中国式管理理论”的研究多范式与单一范式哪个更可取,“中国式管理理论”采用实证研究与质性研究哪个更好,科学严密性与实践有用性谁更有价值,等等。


也有学者基于认知分类划分了“中国式管理”的六大代表理论,包括曾仕强的“中道管理”、席酉民的“和谐管理”、苏东水的“东方管理”、黄如金的“和合管理”、齐善鸿的“道本管理”和成中英的“C管理理论”。于是很多人认为是存在着中国式管理理论的。我个人认为,这些理论基本属于管理理论的范畴,但更准确的定位应当是以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为基础研究的成熟或不成熟的管理理论


成熟或者不成熟是就理论本身的普遍性和可检验性而言,如果仅仅是解释某一特定区域或者某一特定类型甚至某一特指企业的管理实践,显然还不能称之为理论或者成熟理论,但即使这样也和“中国式管理理论”本身没有关系。比如周可真就从“科学是一种文化”与“管理不仅是科学且是一种文化”这两个基本命题出发分析了这一问题,他用“中国数学与美国数学”来类比“中国式管理与美国式管理”,以论证“具有差异性”的“中国式管理”是否具有科学“普适性”的问题。因此,如果我们始终强调“中国式管理”的特殊性,并冠以“中国式管理理论”显然在“管理科学”层面是难以达成共识的。


“中国管理实践”亟待深入挖掘

换个角度,我们谈论当“中国式管理”的主体是“中国管理实践”时,这一命题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研究价值。


首先,中国优秀企业所展现出来的独特的管理实践确实带来了企业的卓越业绩。比如华为通过不断探索实践所打造出来的围绕人的价值,持续激活人的价值创造与奋斗精神的人才管理机制、围绕客户的价值实现的组织变革与组织能力建设机制都属于独特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研究和总结这些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白长虹就认为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逻辑是可以传承和复制的,是可认知并且是可以被其他组织复制的。这些成果得到推广,可以使更多企业能够学习到有益的实践知识。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大量的企业在学华为,但是又似乎总是陷入学不会的尴尬境界,其原因就在于对于管理实践逻辑的理解、总结和提炼不够,总是停留在学“术”的层面上。华夏基石作为一家研究型咨询公司,这些年在对企业管理实践逻辑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显然这个领域还大有可为,潜力巨大。


其次,管理实践又成为管理理论提出的基础和路径。西南政法大学白胜教授以演绎推理、归纳推理与溯因推理三种基本逻辑推理形式为标准,梳理了国外管理理论的建构研究。


演绎推理源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需要由感觉经验验证的先验知识,借助这些知识就可以演绎出其它知识。演绎推理用于建构管理理论,并非是简单地从已有理论演绎出其他理论,而是先由理论演绎出待检验假设、预知或理论体系等,再收集数据检验假设,由检验结果反过来证实或证伪该理论。如果理论获得证实,则增强了理论效度,强化了理论;如果证伪了理论,则为修正、优化该理论找到了机会和基点。


归纳推理认识论源自洛克的经验主义,认为世界万物均为固有的客观存在,不存在任何先验知识。因此,知识的唯一来源就是由感觉而形成的经验,而知识获取方式是归纳个别感觉经验。学者采用归纳推理进行管理理论建构时,实地研究成为主要策略,包括扎根理论法、案例研究法和创新行动研究法都属于实地研究策略。与研究策略相对应的,实践有用性成为管理理论的重要评价标准。采用归纳推理研究管理理论最有影响的就是卡普兰用自创的创新行动研究法构建了平衡计分卡理论。


溯因推理认识论源头为杜威等人倡导的实用主义,主张以最终实用性为标准,强调从各种角度而不是单一角度获取有用的知识。溯因推理强调理论与实践间反复“对话”,组织公平理论的创建者Folger使用的研究方法就是以溯因推理为逻辑指导的。


我花大篇幅在这里介绍基于三种基本逻辑推理的管理理论建构方法,就是想回答我们研究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重大意义,或者说是我们讨论“中国管理实践”对于构建新的管理理论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管理实践一定会有“中国式”

如果谈“管理实践”,那就是实践逻辑,一定有“中国式”,因为环境不一样,文化不一样。


华为为什么成功?因为在管理流程、模式上,华为是彻彻底底的“西方式”,也就是前述老师所讲的,华为没有什么新鲜的管理理论。但是,它确实又是一家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式”公司,这个中国特色就是以任正非为代表的管理者探索出来的管理实践。


中国还有很多优秀的企业实践,比如海底捞的服务创新模式、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美的的平台化改造实践,等等。通过研究和描述管理实践并总结相关的经验,就有可能成为构建解释这些实践内在机理和作用机制的理论基础。


我们今天研究的管理实践会不会抽象成一般原理呢?会不会如丰田的精益生产等从企业管理实践逻辑中升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管理理论?我相信随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越来越多的最优管理实践被总结提炼出来,一定会形成真正的可被验证的管理理论。


当代著名的管理学者哈默尔与普拉哈拉德合著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在很长时间里影响着战略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演进方向。他连续几年去海尔交流调研,就是要研究海尔现象,试图提炼出一般性规律,如果真做到了,就成了管理理论,因为是跟中国的实践紧密结合。如果问会不会打上如“丰田精益生产”一样的标签还说不准,但目前确实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至于未来会不会提炼出一般管理理论,然后打上中国的标签,是有可能的。


部分资料来源:华夏基石管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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